2019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844期）以《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提供智力支撑》为题，专题推介我校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及研究成果。推介词是：“为积极主动地服务国家海洋战略的需求，开拓科学研究的视野与领域，整合多个学科力量与科研资源，聚力发展教学科研高地，曲阜师范大学于2014年7月5日成立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国内较具特色的东亚海域研究团队。经过五年的发展，其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与政策界的关注。中国始终倡导‘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不允许域外国家干预南海问题破坏中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此东亚海域研究团队推出冷战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冷战前期日本的南海政策与中国南海维权的挑战与战略选择三篇研究文章，请学界批评指正。”
该专题具体由《冷战前期日本的南海政策》（孙晓光、张赫名）、《冷战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张赫名、孙晓光）与《中国南海维权面临的挑战与战略选择》（庞宝庆）三篇理论文章构成。正如《中国社会科学报》导语所言，贯穿三篇理论文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始终倡导“处理南海问题，不允许域外国家干预南海问题，破坏中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南海主权正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不允许域外国家干涉南海问题。从古至今，中国在南海事务中始终奉行的和平政策源于中国地缘传统与“和合”文化的共同影响。作为南海地区大国，中国一直在南海事务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而底蕴深厚的“和合”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在南海事务中的行为模式，中国始终承担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
冷战前期日本的南海政策
（孙晓光、张赫名）
由于在二战中战败，日本被迫中断近代以来的海洋扩张活动。但作为典型的海洋国家，日本人对于自身海洋发展的构想并未终止。二战之后，日本学术界掀起对海洋国家战略的再思考。受到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影响，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战略除了延续近代海洋战略的部分内容之外，在地缘政治的构想方面也有了新的内容。这些新变化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日本的南海政策。
20世纪50年代，美日双方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日美同盟形成。不过，在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日美同盟体制下的日本更关注的是经济的恢复，“吉田茂政府主动选择了在政治、军事上‘对美协调’路线，接受美国政府的各种安排，由此造就了战后日本对美的基本形态”。因此，冷战期间在涉及对苏联和对中国的政策时，日本都毫无例外地追随着美国的脚步。冷战时期，日本的南海政策其实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的。
战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最早的立场其实是通过《日台条约》显现出来的。1951年6月，由于英美两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和约》的签字，此后美国明确提出《中日和约》要与《旧金山和约》分别签署的想法，且执意促使日本与中国台湾当局缔约。1951年12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日。为敦促日本同台湾当局缔结“双边条约”，12月18日杜勒斯在与吉田茂的会谈中表示：“他预期参议院在批准‘和平条约’（指《旧金山和约》）方面将出现的一些困难，特别是日本必须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他已经准备了一封信，基本上体现了日本目前的立场，他建议吉田首相能很快寄给他。”杜勒斯给吉田茂准备的“信”其实就是后来所谓的“吉田书简”的蓝本，吉田茂稍作修改后，于同年12月24日寄予杜勒斯。“吉田书简”提到：“日本政府准备一俟法律允许就与中国国民政府——如果它愿意的话——缔结条约，以便按照多边和约中提出的原则，重建双方的正常关系。关于中华民国方面，这个双边条约的条件将适用于现在、或以后可能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管辖的全部领土。”1952年4月，日本同台湾当局签订《日台条约》，其中第二条为：“兹承认依照公历1951年9月8日在美利坚合众国旧金山市签订之对日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国也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从《日台条约》的内容上看，日本显然遵照美国的“指示”，“按照多边和约中提出的原则”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作了模糊化的处理。有学者认为，“此时期日本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条约中均未提及西沙、南沙群岛字样”，“这说明日本认为两群岛主权属于中国”。这是一种合理的分析。当然日本从未正面表达过南海主权归属的立场。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中越南海冲突发生时，日本仍然引述《旧金山和约》的立场，模糊南海主权。这些恰恰表明了冷战时期日本在南海政策制定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事实。
除了跟随美国模糊南海主权归属之外，日本充当马前卒，积极配合美国在南海地区构建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战略包围圈。早在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美日同盟建立之前，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考虑，美国就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同时纳入它的战略考量之中：“东南亚便成为从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岛这一遏制线上的致命环节。”为实现东南亚与日本为美国所用的目的，美国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构建它与两者的关系网：“我们的目标是鼓励东南亚国家与大西洋共同体和其他自由世界和谐发展。……我们应该鼓励印度、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政治问题上实行公开的领导。我们的作用是提供谨慎的支持和引导。……我们力求大力发展与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的东南亚和作为成品供应商的日本、西欧、印度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美日同盟建立之后，美国充分利用日本的地缘优势，授意并推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战争赔偿问题以及切断中日贸易联系的方式，促使日本向东南亚地区发展。“美国为了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政策，必须切断中日传统的贸易往来；为了在断绝中日传统贸易往来的情况下不损害日本经济，必须为日本提供相应的替代市场；况且，促使日本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可以将两者都拴在西方的影响之下。”于是，在美国的力促之下，日本逐步实现了向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扩张。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当时服务于美国的遏制战略。然而对于日本自身而言，此举对于日本经济的意义更为重要，何乐而不为。比如，当时日本学者在谈到日本对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赔偿时说：“是为了维持日本的出口，甚至是为了扩大出口，非这么做不可的。所以一方面也是为了日本本身。……亚洲贸易、东南亚贸易在贸易总额中占上述那样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东南亚贸易，日本的出超趋势是很强的。”在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美日双方的最终目的虽然存在着出入，但日本遵从美国的指令逐步实现向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扩张，在客观上成就了美国所设想的岛链战略。只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形来看，日本的注意力仍然在经济发展上，并无意于介入南海事务，因此日本发展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对于冷战时期日本的南海政策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日本同东南亚国家始于冷战时期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却为冷战之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埋下伏笔。而这一伏笔的始作俑者恰是美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日本侵略南海的档案文献整理、编译与研究1898—19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冷战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
（张赫名、孙晓光）
二战之后，伴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凸显，美国逐步关注起南海事务。
美国对于南海问题的重视可以回溯到二战末期。1943年，美国国务院草拟过一份名为《南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文件，该文件内容包括解决战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若干方案，方案之一便是将南沙群岛归还中国。1944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和地区委员会第308号文件”，旨在解决西沙群岛主权战后归属问题，其中一个方案是将西沙群岛归还中国。尽管这两份文件都不是美国政府就南海主权归属所做出的最后决策，但至少可以反映出美国存在着将南海主权归还中国的倾向。然而随着“国家和地区委员会第301号文件”（以下简称“CAC-301文件”）的推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转变。该文件不仅对各声索国所提出的南海主权合法性表示质疑，而且还提出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对于周边国家及有船只通过的国家都存在利益关系。美国刻意将南海主权归属的问题模糊化，以借此介入南海事务。美国南海主权模糊化的处理后来得到进一步的延续，从1947年美国拟定《对日和约》草案至1951年《旧金山和约》最后签订，美方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是抱有此种态度。尽管缺乏相关材料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转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美国认为南海问题牵涉到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
1944年9月，诺曼底登陆战甫一结束，美国便立刻将战略视线转移到太平洋地区。针对英、法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主张，美国急迫地指出东南亚重要的战略价值：“它们是美国出口产品潜在的重要市场。它们横亘在太平洋的西南出口，对我们以及菲律宾的安全都有着重要影响。”可以看出，在复杂的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意图是，与其将其拱手让出，不如做模糊化处理，这既不会引起美国盟友的过度反感，也可让美国的势力顺利渗透其中。这是美国意图在太平洋地区地缘战略利益日益强化的表现。
CAC-301文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伴随着冷战的爆发逐渐成为美国冷战思维下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一种表达。1951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中国和朝鲜问题向国防部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NSC101文件），同年5月又有一份递送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NSC48/5文件），这两份文件都阐述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遏制措施，其中重点是保证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一线离岸防线的安全，“加强自由世界对抗苏联阵营的全球目标”。上述两份档案资料虽然都并未直接提及南海，但从美国构筑东亚至东南亚的海上防线来看，南海依然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
20世纪50—60年代，在美苏关系持续恶化、冷战思维越来越强烈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利用当时越南南北分立的特殊形势，多次侵犯中国领海主权，实施监视侦察活动。“从1959年6月25日起，至1971年12月25日，美军飞机和舰艇入侵我南海诸岛领空和领海多达500余次，其中仅侵犯我西沙群岛领海和领空就达到235次。”除了擅闯中国领海进行侦察，美国甚至公然侵占我南沙群岛中的三个岛屿，建立了雷达站等设施。针对美国侵犯中国领海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反复提出严重抗议，美国要么对此置若罔闻，要么直接否认中国对南海享有主权。
中美双方在南海主权上的针锋相对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缓解。这种松动源于冷战局势的演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实力迅速上升，对美还取得了战略核优势。美苏关系逐渐走向僵持的同时，中苏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之下，美国考虑与中国缓和关系，于是在南海问题上，其态度有了明显改变。1972年3月24日，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一份抗议美国舰船和飞机侵入南海的照会。美国回复称，美方船只和飞机当时正在西沙的东岛附近对携带违禁品的船只进行监视，“美国方面已经证实，上述日期所提到的船只和飞机是在西沙群岛的12海里以内，但从未进入该群岛3海里区域。为了中美利益关系，美方已经发出指示，今后对于西沙群岛至少要保持12海里的距离。这不影响美国在领海和西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的立场”。
尽管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态度较之前有所改变，但正如美方自己所言，其在南海主权归属问题上的立场并未改变，其依旧认为南海主权归属难以确定。20世纪中期，南海南部富藏油气资源的消息传出后，以越南和菲律宾为代表的南海周边国家的活动陡然增加。1974年1月，南越军队与中国军队在西沙的永乐群岛附近摩擦升级。美国对于此事件在表示“中立”的同时也强调南海主权存在争议：“由于越南发生的事，让菲律宾人担心有人试图声称他们目前所占有的岛屿的主权，并且他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是否可在出现动乱的条件下援引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双边安全协定。当然，答案是我们不喜欢在争议地区援引这样的东西。”1988年中越在南沙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助理国务卿斯顿·西格尔针对此事发表看法：“美国不对这个争端表态，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很明显，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南海政策基本可以概括为在声称主权归属未定的前提下不选边站。这种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冷战结束都一以贯之。
总体来看，冷战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在坚持南海主权未定论的前提下，表现出“前紧后松”的态度。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是因为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对抗的目标主要是苏联，一切以遏制苏联为优先考虑，因而会有对中国政策的不断调整。总体而言，美国所谓的南海政策，一切都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唯一标准进行定夺的，并无所谓的正义标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冷战以来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研究”最终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中国南海维权面临的挑战与战略选择
（庞宝庆）
南海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蓝色疆土”。辽阔的南海不仅渔业资源丰富，是我国渔民的传统渔场，海底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宝贵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南海四周被陆地包围，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贸易航道之一。南海还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可以把其作为海军补给和战略基地，控制南海就可以获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20世纪以来，南海的重要战略地位成为某些南海域外势力与周边国家觊觎的对象，外国势力的恶意介入乃至于非法侵占，提醒我们维护南海主权的意识不可松懈。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之前是日本、法国等列强侵害中国南海相关岛屿主权，之后是南海周边新近独立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之争。
当前，中国在南海维权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战略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措施，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始终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派军舰到南海相关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进行所谓“自由巡航”。在舆论上公开指责中国维护南海权益的正义、合法活动，歪曲中国的合法维权行为。美国的这些举措对中国南海主权构成了强有力的直接挑战。美国除了自身违反国际法粗暴践踏中国南海主权之外，还持续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主权声索要求，积极拉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或组织介入南海争端中，恶意使南海争端复杂化、国际化，以达到牵制和制衡中国的目的。美国力图使中国陷入南海困境以实现其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昭然若揭。
其次是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主要体现在南海岛礁主权之争与南海海域划界之争等方面。南海主权声索国根据所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并向联合国相关机构提交南海外大陆架申请，其主张严重侵入我国南海“九段线”，不仅占据南海大量岛礁，甚至还进行大规模海底资源开发。尽管我国长期以来在南海争端中奉行“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保持了极大的战略克制和战略忍耐，但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仍产生战略焦虑，他们意图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实”，完成对岛礁的占领和相关海域的划分。
此外，菲律宾等国不断加强所谓法理攻势，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主张各自的海洋意图，并诉诸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国际法院等国际机构，以混淆中国对南海所拥有的历史性权利，达到束缚中国维护南海合法权利的目的。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我国是最早发现南海、最早对相关岛礁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连续不断地进行行政管辖的国家，并且中国对南海主权获得了许多国家广泛承认。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给中国的，属中国”，“我们有很多证据，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地图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坚决捍卫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法理主权，是历史和国际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根本依据。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是历史形成的，早于现今国际海洋法的产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各国可以附加条件，中国加入时声明附加条件应得到国际法的充分尊重。南海争端的实质就是南海主权声索国无理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抗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法理主权，这本质上是对国际法的无视。
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无视我国在南海合法权益，肆意践踏我国领土主权，对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构成了极大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爱好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南海主权正是我国的核心利益。维护南海权益首先要明确维权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维权手段，维权设定的目标不同，其所使用的维权手段的类型、强度也会有所区别。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任何时候都是本着“有理、有力、有节”的方针来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
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应当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转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海洋管理是一个全面、系统工程，海洋维权虽然只是海洋管理的一个环节，但海洋维权一定要统筹兼顾国家整体海洋管理大局，要从战略层面思考海洋维权问题。海洋维权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联系起来统筹安排。
其次，坚持按照“双轨思路”处理南海维权问题，把南海争端放在缓和状态中解决。具体来讲，有关南海的具体争议应由各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有关南海和平稳定的大局问题，则应由中国和东盟共同加以维护。只有当事国具体面对面协商解决彼此最为关切的问题，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而有效的途径。中国始终保持与该地区国家或者国际组织进行有效沟通与合作，始终秉持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个根本方向。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会带动南海周边国家进行各方面深入合作，这是我们必须始终要关注的。在合作中，解决南海问题仍需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最后，必须不断夯实南海维权的各项基础工作。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和为贵”的国家，和平和发展始终是我们的基本外交理念，这一理念和传统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来讲，只有加法，没有减法。虽然随着我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防力量突飞猛进，南海主权声索国通过武力等强硬手段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的可能性不大，并且我们还有“两手准备”，但中国绝不会走西方帝国主义“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老路。我们“坚持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做好提升我们的国防综合实力等基础工作，这是保持南海和平稳定的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战时军费政策研究1931—19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及文章链接：
http://lcl.cssn.cn/gd/gd_rwhd/gd_ktsb_1651/wwhwgnhzqtgzlzc/
